《南方周末》2009年8月19日刊登了某中学外籍教师加藤嘉一的一篇文章《中国学生为何没礼貌》，文中说，他从2004年开始在某校教日语。“一天傍晚放学，高中楼一层大厅，我跟另外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师边聊边走。同学们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，有的大声聊天，有的谈恋爱，纷纷离开校园。我感觉很孤立，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理我们。我问旁边的老师：‘他们怎么回事，面对着老师，连‘再见’都不说？’老师回答：‘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，忙他们自己的。’忽然，有个女生边跑边向我们摆摆手，快速说：‘拜拜！’打招呼的学生只有这一个，用的是英语。老师说：‘那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。’”
读过之后，令人汗颜！我们口口声声“文明古国”“礼仪之邦”，可学生见到老师竟然“陌如路人”。我们可以对很多社会现象“发牢骚”，但唯独这件事我们当老师的是没有权力发牢骚的，学生不尊师，怨谁怪谁？他们可都是我们教育出来的或者正在接受我们的教育，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！我们不否认有社会“大环境”的影响，但教育本身的“尴尬”是显而易见的。
多少年来，我们在教育、评价中“一俊遮百丑”，只要考得好、分数高就行，其他的似乎都不重要，某小学让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，某中学让成绩好的学生穿着印有“×中好学生”的校服，某校夏令营按成绩把学生分成“上士”“中士”“下士”，让“差生伺候优生吃饭”，等等，都是这种评价观的反映。其实，三百六十行，不管哪一行，最重要的是“做人”。“小胜靠智，大胜靠德”，一个不会“做人”的人，在事业上也不太可能会“大胜”，势必难成大器。耶鲁法学院院长哈鲁·德柯有一句很精彩的话：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道德。”爱因斯坦在《论教育》一文中精辟地指出：“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。通过专业教育，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，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，那是最基本的。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。否则，他---连同他的专业知识---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，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”所以，班主任要始终牢记，“只有在能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，读写算的能力才有其价值”！受教育干什么？朴素地说，就是要让人“知书达礼”，一个不懂“礼”的人是枉为书生、愧对书香的
